《万历十五年》和我的“大”历史观 · 1_万历十五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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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万历十五年》和我的“大”历史观 · 1

  黄仁宇(RayHuang)

  《万历十五年》英文版书名为《1587;AYearofNoSignifi-cance》法文版为《1587,LeDeclindeLaDynastiedesMing》。此外,尚有德文版、日文版及中文繁体字版,均筹备已久,都可望于今年夏秋间成书。

  此书初稿完成于1976年夏季,仍在“四人帮”执政时代,当然不能盼望在中国出版。即使是英文版,也经过无数挫折。美国出版界,对商业性和学术性的分野极为严格。商业性的出版,以电视及广告作开路先锋,以短期大量行销,迅速结束为原则,否则书籍堆积于库房,妨碍资金的流通,迟滞今后业务。学术界的出版,由各大学的出版社负责,对经济方面的顾虑比较达观,可是又要顾虑学校的信誉与地位。况且美国之研究汉学,也有他们独到的地方。一般风格,注重分析,不注重综合。各大学执教的,都是专家,因为他们分工详尽,所以培养了无数青年学者,都戴上了显微镜的目光,对望远镜的观点,倒很少人注意;而且对学术的名目及型式,非常尊重。《万历十五年》在各方面讲,都在两者之间。所以商业性质的书局说,你的文章提及宫廷生活,妃嫔间恩怨,虽有一定兴趣,但是又因海瑞,牵涉明朝财政;因为李贽,提到中国思想,应属学术著作。大学出版社则认为这书既不像断代史,也不像专题论文,又缺乏分析与解剖,实在是不伦不类,也不愿承印。所以兹后于1979年耶鲁大学出版社毅然排除成见,答应出版。北京中华书局在“四人帮”虽倒而国内情况仍在青黄不接的期间接受中文版,都要有相当的识见与度量,值得作者钦仰。

  现在《万历十五年》既有这样多的版本,英文本又在美国若干大学采用为教科书,已出三版,并且经过当代文坛巨子欧蒲台(JohnUpdike)在著名杂志上作文推荐。中文本初版近3万册,也已售罄,并且准备再版,而且出精装本。这都是使作者感奋的事。

  但是这本书仍只代表作者一部分意见,不是全部历史的观点。作者在中文版《自序》中提及;此书“说明16世纪中国社会的传统的历史背景,也就是尚未与世界潮流冲突的侧面形态。有了这样一个历史的大失败,就可以保证冲突既开,恢复故态决无可能,因之而给中国留了一个翻天覆地、彻底创造历史的机缘”。很显然,《万历十五年》虽有这样积极的表示,书中所写仍以暴露中国传统的弱点为主。即欧蒲台的书评,也觉得指斥中国不好的地方,应和指斥西方和美国不好的地方相提并论。而且中文版的读者,还看不到的则是英法文版有富路特(Dr.L.Carrin-gtonGoodrich)先生作序。此公现年90岁,其父母在中国传教,葬在通州。他自己曾在中国青年会工作,注重提倡儿童体育,又在第一次大战时,领导中国在法的劳工。后来又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任教多年。去年尚与其夫人打网球。其胸襟开阔,当代少有。他常常提醒我们,不要认为目前的偃蹇,忽视中国伟大的地方。《万历十五年》英文本《富序》有下面一段:

  Historiansmayre-examinethemistakesofthepastinthehopeofprovidingwarningsforthefuture,butatthesametimecautiontheirreaderstopreservewhatisofvalue.Presumably,forChinatheexperiencesofbothEastandWestmustbedrawnupon.Itisessentialthatthehistorianlayeverythingonthetable.法文则称:

  Leshistorienspeuventsoumettreleserreursdwpasseaunnouvelexamendansl’espoird’ytrouverdesavertis-sementspourl’avenir,maisilspeuventenmemetempsrecommanderaleurslecteursdeconservercequiadelavaleur.LaChineasansdoutebeaucoupatirerdesexperiencesdel’Orientcommedel’Occident.Ilestes-sentielquel’historiennecacheriendecequ’ilsait.

  译为中文则为:历史学家检讨过去的错误,以作将来的警戒。但同时也要忠告读者,保全有价值的事物。据此猜想,今后中国极需采取东西两方的经验。因之作历史的人,务必将所有资料,全盘托出。

  序内又说明:“检察中国的官僚制度,不是否认中国全部文化。”可见作者、序者、书评都表示谈论有不尽的地方,应留作日后交代。可是一本书,到底也有它的范围。况且《万历十五年》的初步立意,至今十年,世界局势已有相当变化。也就是我们在写作历史及欣赏历史的时候,身处其境的历史事物,也有了更动。十年以前尚不能全盘托出的资料,而今则能。有了这种机缘,作者才能不顾忌讳,更不拘形式地与编者及读者作漫谈。

  《万历十五年》中文本作者姓名前,有一[美」字,表示我现在为美国公民。这在表彰事实之余,也很符合目前需要。因我之所谓“大历史”(macro-history)观,必须有国际性,我很希望以四海为家的精神,增进东方与西方的了解,化除成见。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,即使在海外,也仍是一个容易意起是非的题目。

  中国以道德代替法律,我已经批评得很透彻。但是现下仍有很多的西方人士,以为西方的法律,即是道德的根源。这种误解,也待指摘。比如西方所谓“自由”及“民主”,都是抽象的观念。务必透过每一个国家的地理及历史上的因素,才行得通。英国之民主,即不可能与日本之民主相同,而法国的自由也和美国的自由有差别。现在我虽作这种论调,仍是个人见解,不足代表美国时下的趋向。以这种见解看中国,更要胸襟开阔才能容纳。所以我一方面坚信美国立国精神有伟大的正义感,只待将两者之间的差别解释明白,很多误会即会冰释。另一方面在中国发表文章,尤其要强调道德非万能。大历史的观点,亦即是从“技术上的角度看历史”(technicalinterpretationofhis-tory)。至于将道德放在什么地方,这也是一个严重的问题。容我渐次论及。

  首先要解释明白的则是大历史观不是单独在书本上可以看到的。尤其不仅是个人的聪明才智可以领悟获得的。我的经验,是几十年遍游各地,听到不同的解说,再因为生活的折磨和煎逼,才体现出来的。我小时候读书,很受太史公司马迁的影响,满头脑充满着传奇性的希望和想法。抗战第二年,即辍学从军。所从的乃是国民党办的成都军校,毕业后在驻云南边境的国军十四师当过排长。后来也去过驻印军,在郑洞国将军麾下当过参谋,曾随此公由缅甸前线去上海而入东北。也目击杜聿明将军指挥作战的情形。我自己没有卷入内战,实系侥幸。乃因在东北三个月即被送来美国人陆军参谋大学。以后在东京驻日代表团随朱世明将军解职而退伍。可是在抗战初期国共合作时代又认识了当日很多左倾名流,如作国歌的田汉先生寿昌,在我则为田伯伯。他曾告诉我年轻时无数吃苦奋斗的经过。他的长子田海男,在我则为海南弟,也同我去成都,也同在十四师服务,也同去过日军占领的越北作过斥候,也同在驻印军工作。我也和他有过一度的竞争,所争的不是党派问题,也不是名位,而是到步兵前线作观察员的机会。事载1944年6月12日重庆《大公报》。也真料不到,他抗战一结束,即自动加入人民解放军,对装甲兵及炮兵的训练作过实质上的贡献,又去过朝鲜前线。而当日同我们一同起居办报的廖沫沙兄,则为日后三家村硕果仅存的元老。在武汉时代范长江兄则是无党无派,任《大公报》记者。他原名希天,北伐时从军,部队被打散。他曾亲自告诉我,一时贫病交迫,跳水自杀,被救后改名长江。曾几何时,他又做了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的负责人,以后在文革期间,在确山身放。这些事情今日回顾有如梦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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